论柏拉图的《政治家篇》[法]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著张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4月出版皮埃尔·维达尔－纳盖（法国著名史学家）这本小册子的历史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最开始，它是一份研讨课的记录。这次研讨课是给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的学生开设的，致力于探讨柏拉图一篇最为困难的对话，即《政治家篇》。从1986年2月19日到4月30日，每一周的研讨课都在录音磁带上记录下来。1992年，帕斯卡尔·维尔奈和他的三位朋友一起合作，把录音材料的最初草稿整理出来，然后交给柯奈留斯（我们都叫他高乃依）。他当时感到意外，——“我还不知道我写了一本新书，”——同时也显得很高兴，而且严肃，犹如他往常对待自己的态度。从那个时候开始，文本得到进一步的修改和充实，澄清了一些细节。于是诞生了一个工作小组，——当时他还在世，——这个小组在他去世之后继续协作，并且打算按照必要的严格性，出版卡斯托里亚蒂斯指导的研讨课的全部记录：这可是一项编纂百科全书的任务。帕斯卡尔·维尔奈撰写的“导言”讲述了有关的基本情况。关于他的工作，我可以谈一谈他没有可能讲述的事情：这项工作在何种程度上是值得注意的，在什么方面是值得注意的。柏拉图是一位谴责书写的作家，在《斐德罗篇》、恰恰也在《政治家篇》，他指责书写是来自埃及的神灵塞乌斯的邪恶礼物。书写成文的法律不可能与体现在掌权的哲学家身上的科学相匹敌。诗人应该被逐出《国家篇》的城邦；书写只是一种“第二次航行”，一种次好的事物，与活生生的言说和记忆相比，书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在不可能的言说和理论性的书写之间，柏拉图选择了一种崇高的折衷：对话。对话之于言说，犹如神话之于真理。维尔奈整理的研讨课记录也是类似折衷的结果，当然，它比柏拉图的对话更接近于说出的言语，但是它被故意放置在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之间。有些著名的研讨课，它们的记录者宣称自己是完全忠实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混淆，有时候甚至走向了荒谬可笑的境地。这份关于《政治家篇》的研讨课的记录不是这个样子。大约20年前，在提名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入选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的候选人资格的时候，我想起曾经发生在费尔内的一场关于伏尔泰的对话。一位著名的罗马法教授说：“只是在罗马法方面，我发现他有些不足。”达朗贝尔回应说：“至于我看嘛，这也是我的意见，他在数学方面有些不足。”我试图向我的同事们说明，作为古希腊文化专家，我完全没有发现卡斯托里亚蒂斯在这个领域“有些不足”，恰恰相反，我有很多东西要向他学习。实际上我确实从他那儿学到很多。我学到的东西与雅典民主制有关，那是在1963～1964年的冬季，我第一次与卡斯托里亚蒂斯交谈。自从另一年冬天，1956～1957年的冬季，我已经知道他和克劳德·勒弗尔主持的刊物《社会主义或野蛮》；到了1958年末，我与该群体有过短暂接触，但是我对他本人所知甚少。 与勒弗尔和其他人一起，高乃依参加了一个名字叫“圣－茹斯特圈子”的思想团体。这个团体要求弗朗索瓦·夏特莱、让－皮埃尔·韦尔奈和我研究希腊民主制的起因，并提交我们的研究成果。1962年，韦尔奈出版了《希腊思想的起源》，他在这本著作中表明，希腊思想是城邦的女儿，而且是仿效政治领域来塑造的。夏特莱写了《历史学的诞生》，他表明，历史学，作为赫卡泰奥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建立的学科，也同城邦的结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至于我本人，我与皮埃尔·雷维克合写了《雅典人克利斯提尼》，这本书论述雅典民主制的奠基者克利斯提尼，——他在梭伦之后但是以更彻底的方式建立了雅典的民主制。我当时还年轻，总之，有点儿自命不凡，过分地为自己的新学识感到骄傲。民主制是如何诞生的？或许是在开俄斯岛，——尽管人们几乎不再相信这一点，——然后是在雅典。我认为民主制是基于两种经验建立起来的：僭主政治，它创造了诸多平等形式；殖民，它是诸多政治发明的来源；而且，民主制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奴隶制。我很快就明白，我面对的不是业余爱好者，而是一些专家，尤其是卡斯托里亚蒂斯，他非常熟悉所有重要的文本，哲学家的、历史学家的以及悲剧作家的文本。至于民主制，远远不是“形式上的”（就像某些愚蠢的人所说的那样）；在雅典，它是社会的自行建制的真正典范。我没有必要承认高乃依关于古希腊的论述全都是对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与一部作品进行的对话还有什么用呢？然而这里涉及的是一部重要的作品，一种强大的思想。读者手里拿的是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头脑创造出来的最为出色的文本之一。柏拉图的一篇对话，《政治家篇》，与柏拉图的一场对话，诚如帕斯卡尔·维尔奈所言，“哲学‘广场’上的一个惊人的演出片断，在这里，柏拉图和卡斯托里亚蒂斯彼此对峙，各自施展绝顶的智谋，他们的赌注则是：民主制。”